于是委内瑞拉和古巴签协议，古巴的人才到委内瑞拉来，来帮助贫民窟搞小型经济，帮助农村改变殖民地时期遗留的单一种植的经济结构。

那左派是什么呢？今天的左派似乎是站在政府一边，主张政府加强宏观调控和站在国有资本的一边，这是中国的左派。失业就得上街，上街就闹事了。

进一步深入的讨论，难道仅仅因为人家的资金便宜，你这里的资金贵吗？你这里的资金贵，是你必须要宏观调控，你如果不宏观调控的话，资金价格更贵。我们只是说，它和那个量化宽松导致的美元大量增发，接着进入粮食市场导致三十八个国家粮荒，有某种关系。之后造出了问题--你得好处，但又带出代价，代价给谁了？社会。怎样去理解这种差异性？怎样理解在这差异性基础上形成的一国两制的国家框架？这始终是一个难题。因此这件单一货品的进口依存度就是百分之五十。

事实果真如此？同理，当人们谈论中国的问题的时候，人们会说中国有左派和右派。日本到现在为止，无论是哪党哪派，只要他是日本人、日本的政治家，他都会考虑什么年代、哪一年、哪一天，才能让国家得到完整的主权。同时相信政府理性能够对无序进行控制，并且赋予政府理性一项创造性的功能：制度创新，相信能够由此获得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机会。

很多人常把股票换手率高作为证券市场高度投机的一个表现而加以批评，我们以此作进一步的分析。如何防止小集团利益所带来的非理性，在各国并没有统一有效的方法。个体在利益所及的范围内表现出理性，理性的边界则表现为利益的边界。实际上，为此所需的信息量远远超过了人类的搜寻能力和处理能力，兰格的设想只能成为计算机乌托邦（Computopia）。

对投机作不恰当的要求，实质上是政府理性排斥个体理性在证券上的一种表现。需要声明的是，这种针对中介的放松管制只反映在业务上的自由，而不代表市场进入方面的自由，政府仍应对各主体进入市场的资格履行实质审批职责。

一会儿又被迫作出种种许诺，加以救市政府扮演的不同角色间的博弈，表现为政策多变以及各种政策相互之间冲突。关于这一点，1995年春我曾向来北京参加海峡两岸证券及期货市场发展研讨会的台湾财政部常务次长、证管委主任戴立宁教授请教。他们仍然认为，政府的理性远远优于市场的基础——个人理性，许多场合要由政府理性来替代个人理性。

如何防止小集团利益所带来的非理性，在各国并没有统一有效的方法。实际上，为此所需的信息量远远超过了人类的搜寻能力和处理能力，兰格的设想只能成为计算机乌托邦（Computopia）。公共选择理论、管制经济学理论等都对政府的目标是社会福利最大化这一传统的假设提出了挑战。一、引子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借助了无数推动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恐怕莫过于信用杠杆。

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奥尔森指出由于个体之间协商需要成本，从而很难达成一致以获得集体产品（Olson，1965）。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规范并非当前理想的政策出发点。

其次，它代表决策群体及其所处的小集团利益。我们可能已走入一个误区。

在东方封建传统比较浓厚的国家中，这个情节尤为明显，主要表现在证券主管部门事无巨细一一过问，对投资者干预较多。当两种理性并存的时候，经济仍有可能无序，更重要的是，这时那种不断创造逐利机会的内在冲动似乎并不明显。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合理配置与使用资源。计划经济认为，个体理性所体现出来的整体无序，能为政府理性所弥补乃至消除。市场规律不能靠作为主体之一的政府来发现，对于规律的维护应出自所有主体的共识。第二政府能够根据这种被知的需求偏好，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使其得到极大限度的满足。

稍加思索，就不难发现其中众多奇特的矛盾组合：一方面埋怨政府插手管得太多，另一方面又不时要求政府救市。然而，目前中介面临的普遍问题是募股难、审批过程复杂。

这是政府理性在推动股份制改革方面的出发点和基础。现代经济分析用效用最大化代替了传统的利润最大化假定，理性被理解为人能根据自己面对的约束来作出反映一系列欲望、期望与偏好的选择，且能做出的选择宁愿更多，而不是更少（Becker，1976）。

而个人却并不知道自己的利益究竟是什么，或仅知道眼前利益而不知道自己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从而导致非理性。演绎起来，个中情节颇像传统社会中父母对儿女婚姻的插手，父母强令女儿与他未来的夫婿分手，因为他是花花公子，但女儿可能回答：他过去的确行为不检，但自从和我认识以后，他已经浪子回头，痛改前非了。

由上可知，为了推动市场的发展，政府的作用应是促进中介系统的形成和完善。人们发现，理性事实上是有边界的，即理性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目前是否真正准确把握了对这种理性的认识还是个问题。事实上，只有市场中介才可以不偏不倚地满足各方利益、代表各方利益在市场上活动。

原因在于，这种政府理性的边界已扩大至全社会利益，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可以有效地防止无序，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在集中计划体制下，决策出了问题，不是因为体制的弊病，而是因为计划不科学、政策失误、管理者素质差，等等，换上一个更好的专家就行了，因为只有中央计划者与管理者所组成的政府是有理性的。

这里有可能存在两个误区：（1）将投机视为一种附带成本，能抑制的尽可能抑制。忽略这种冲突所作出的任何管理决策，都将是无效的（比如，有人认为股票供不应求、价格过高是投机的根源，建议扩大市场规模，其结果只能是吸引更大规模的投机资金入市，或者是导致吸引力降低——风险与收益不对称——而根本收不到资金）。

应该承认，改革不可避免地要采取某种自上而下、有领导、有步骤进行的办法，甚至要强制执行。这加剧了个体理性对政府理性的不信任感。

资金地位的软弱限制了中介实力。要其了解作为综合结果的规律，在原则上和要求其他主体这样做一样的困难——关于这点，政府理性并不优于个体理性，政府理性同样是有限的。三、政府理性与市场及信用关系的发展 我国证券市场是政府主导推动建立的，其中不难发现政府理性所起的作用：股份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为国有企业筹集资金及转换经营机制，同时向社会筹集闲散资金，既可以满足资金要求，又可以减缓通胀压力。三个阶段保持大体的先后关系，可以说前一阶段是后一阶段的重要基础。

集体行为会产生个人单独工作的鲁滨逊社会的不存在的问题，包括欺骗、磨洋工、搭便车（free rider）、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合乎理性的无知（rational ignorance）以及选民冷漠（voter apathy）等等。由此推而广之，政府似乎也应该放弃父母官的心态，相信投资者是有理性的，能独立地为自己的抉择负责。

在我们看来，这种利益边界理应代表公共利益，然而事实上它是分层的。戴氏的比喻非常生动而贴切，他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开办证券市场之初，其主管机关总有一种父母官的心态。

分析三个阶段的本质特征，不难发现其归属：面对面的直接信用、通过中介的信用、大众化的社会信用。各种各样的利益要求（在形式上，一个最为突出的体现，就是对于逐利机会的创造）成为经济系统运转发展的原动力。